南宫体育_图卢兹取得重要胜利，排名稳定

　　哪四个字可以形容热血沸腾？哪个队伍让你拿起枪来去实现理想？西班牙国际纵队！本期《晓松奇谈》畅聊国际纵队往事，有没有听得你也想开上一台斯巴鲁，即刻就出发去马德里？

　　著有《当世界年轻的时候: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(1936-1939)》作者邹宁远这样形容西班牙内战：“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《格尔尼卡》上，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……从美国作家海明威小说《战地钟声》里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浪漫钟声。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，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。”

　　一个充满了理想与热血的选择—加入国际纵队，为了自由和梦想拿起枪来！每个理想主义青年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出发，辗转到达马德里，这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、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·卡帕、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、荷兰导演伊文思。还有来自中国的有志之士。

　　1939年国际纵队战士受困于法国集中营，他们身后是朱德等人赠送的锦旗。

　　谁说中国人只扫门前雪？在那个年代，中国也在日本法西斯的涂炭中，居然有百余位中国志愿军自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。当时，西班牙的情况和中国很相似，两国人民都在抵抗法西斯的侵略。这100多名参加国际纵队志愿军中的中国人，大多是侨居欧美各国的华工，其中多半是共产党员。

　　每个国际纵队的战士们，正如高晓松先生所说，都是人类之光。他们怀揣着必死的心，来到西班牙，并坚信人总有一死，为了正义而死是无憾的。白求恩出发前说“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，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，法西斯就会占领全世界了”。

　　一起来看看国际纵队里华人先锋们精彩人生：

　　上海人陈阿根：上海工人陈阿根的故事是一部采景海外的谍战片。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，他被国民党追捕，情急之下，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，而这艘轮船正是自上海启程开往欧洲。旅途中，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。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，不光会讲法语，还会5种中国方言。他告诉阿根，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，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。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，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劝说陈阿根的厨子并没有加入国际纵队，据他说是要去苏联深造。陈阿根落入俘虏营后，再无音讯。

　　四川人谢唯进

　　四川人谢唯进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后留学英国、德国。1925年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，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。熟悉英、德、俄、西班牙等国语言。此后的十年，谢唯进辗转欧洲各地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，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，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，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,化名林济时加入了“国际纵队”。

　　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《西线战事》的小说中，描绘了谢唯进如何“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”，“受命赴西班牙参战”。他指挥的炮兵纵队在战斗中发挥了快、准、猛的特点，将叛军的最新式坦克撕裂成碎块。他本人两次光荣负伤，险些失去右腿。

　　谢唯进战后意欲赴延安参加中国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，也许是想去投奔朱德，因为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，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。实际上，谢唯进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。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，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，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。1965年离休于空军工程部。

　　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：国际纵队里有两位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，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，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，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。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“雷诺连”去西班牙参战时，他俩一起报了名。

　　因为年龄关系，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机会，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---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。国际纵队第14旅的《联队》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：“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？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？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，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，他们勇敢无畏。”

　　离开西班牙战场后，因在法国工作多年，张瑞书与刘景田被搭救，没进集中营。被法国驱逐出境后，他们去了延安。在1944年《解放日报》上，有他们被评为“劳动模范”的新闻。

　　印尼华人医生毕道文：他原是印尼华人，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，不愿在“国籍”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，一直自称为中国人。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“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”，他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：中国，波兰，自由。

　　读到这里，还会有人狭义的诟病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吗？

　　广东人陈文饶

　　广东人陈文饶：“林肯兵团”里有一个广东人陈文饶。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无法推断，为何25岁的他会去西班牙，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《华文报》的信：“在这次战役中，我不幸中了开花弹，伤及我的右脚。弹从脚面入，从趾部出。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。一等伤口痊愈，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。”

　　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世界战胜法西斯这一天。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。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，去西班牙战斗的国际志愿者，仅7%毫发无伤地离开，而其中大部分的人，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。

　　长沙人张纪：他是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，作为祖籍长沙的土木工程师，他大学毕业后，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。1937年-张纪37岁那一年，在春天在纽约登上“巴黎”号客轮，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，他写道：“我来此地的初衷，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。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，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。”

　　后国际纵队告败，张纪与谢唯进决心回国抗日。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，张纪告诉美国人门德，自己要去延安，参加八路军。后来再没有这个国际战士的消息，他的所有线索都在1939年的香港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“最大的光荣“，是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。锦旗用中英文双语写着“中西人民联合起来！打倒人类公敌——法西斯蒂！”，落款是“朱德、周恩来、彭德怀同赠“。

　　1938年中共中央托人从延安给“国际纵队”中国志愿者的锦旗。

　　直到今天，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以及靠近西班牙往南方的伊比利亚半岛上，还留有许多西班牙内战的遗迹。那些“当世界年轻时候”的国际纵队的成员们，先到巴黎，然后前往南方，从马赛，蒙彼利埃，图卢兹，穿过比利牛斯山，到达西班牙的Portbou，这样的理想之路里，在那个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环境下，中国人也作为世界的一员，参与了西班牙国际纵队，这才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呀！

　　似乎这样自掏腰包去革命献身的行为，不能够被当下盛行的犬儒主义者们所接受，美国作家约翰·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，曾这样描述“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，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，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、仇恨与恐惧；犬儒主义者说，为了要使人守规矩、要使社会运作，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。犬儒主义者说，这就是生活，人就是这样的。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，但不久你会说：‘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？……”。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，并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。再读国际纵队的事迹，仍旧让人觉得热血沸腾、感慨万千。

　　耳边响起那首，幸存的国际纵队战士们将加拿大民歌《红河谷》重新填词来纪念这场战役的歌：

　　“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，人民都在怀念它。多少个同志倒在山下，雅拉玛开遍鲜花。国际纵队留在雅拉玛，保卫自由的西班牙。他们宣誓要守在山旁，打死法西斯狗豺狼！”